语言治理正当时

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,是国家发展之大政。国家的语言事务,社会的语言生活,当然也在国家行政之职域;过去将其称为“语言管理”,而今也须相应发展为“语言治理”。“语言治理”准确地讲,应是“语言生活治理”,国家主要对语言生活负有责任;至于语言本身,只有当它影响了语言生活时,才把它纳入治理对象,放在语言本体规划中去处理。

“管理”“治理”一字之差,却反映着两种行政理念,也反映着时代进步。从“语言管理”走向“语言治理”,既是国家治理体系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,也是语言规划学的时代课题。笔者对“语言治理”问题思考不深,就想到的几个方面略陈管见,以便就教。

工作人员在固原市客运站对返岗员工进行体温检测。于晶 摄

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之始,我们突然感觉到国家的语种能力严重不足,国家出行的脚步已经踏上了外语教育的“薄弱区”甚或“盲区”,除英语外,其他外语语种人才都十分紧缺。“一带一路”需要语言铺路,国家出行需要语言先行,应尽快弥补国家的“语种赤字”。根据世界语言格局和“一带一路”语言状况,根据语言的通事、通心功能,提出了20/200的语种目标。掌握20种左右世界最重要的语言,以获取世界新知,以“通事”;使用200种左右的世界大语言,向世界“讲中国故事”,以“通心”。

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,要求做国内语言规划时,必须充分考虑国际状况,时时“睁眼看世界”;要研究世界7000余种语言,了解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活,了解各国际组织、地区组织的语言主张及语言使用状况,处处“正眼看世界”;要加强“语言外交”,研究世界语言生活,研究世界语言问题,与国际社会一同做好国际语言规划,为世界语言治理做出应有贡献。

十几年来,关于“语言应急”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、学术准备、人才准备、技术准备,有了抗疫语言服务的重大实践,制定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语言规划已有较好基础。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做好“语言应急”的顶层设计,如:制定“国家突发公共事件语言应急机制和预案”,使语言应急有法律保障;设立“国家语言志愿服务团”,使语言应急有人员保障;建立语言应急研究基地,发展“应急语言学”,使语言应急有专业学术保障。急在平时,方能急时不急。

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,就有学者呼吁要重视防灾减灾的应急语言问题。2013年,笔者在《国家语言能力问题》一文中指出,国家应规划“应急语种”,以用于反恐、缉毒、维和、救灾等活动。2016年,《国家语言文字事业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》明确提出,“建立应急和特定领域专业语言人才的招募储备机制,为大型国际活动和灾害救援等提供语言服务,提升语言应急和援助服务能力”。2020年初,新冠疫情暴发,“战疫语言服务团”研制的《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》《疫情防控外语通》《疫情防控“简明汉语”》,还有许多“应急语言服务”团队、论坛、杂志等的工作,都发挥了重要的应急作用。

其二,农村的语言生态、家庭的语言政策、民族地区的语言规划等,已经直接影响到国家语言规划。比如,在方言区的城市家庭里,很多年轻家长都不重视甚至反对孩子学习当地方言,这与国家的“语言资源”理念和“普通话为主导的多语生活”导向并不相合。长此以往,我国的“语言地图”将会产生巨大改变,方言可能严重濒危。当然也应看到,基层也有富于创造的一面,可以通过“自下而上”的路向来丰富国家语言规划。

城市与农村的语言治理

语言能力与话语能力建设

据了解,固原市是宁夏劳动力输出大市,为了让职工们能早日外出返岗,固原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,也积极与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沟通协调,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务工人员回银川返岗,通过联合相关部门,建立了“点对点、一站式”的运输方式,确保全市务工人员安全、即时返岗复工。

返岗员工在食堂内一人一桌就餐。于晶 摄

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,固原返银务工人员回到了岗位,对于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来说,新的挑战也接踵而至。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务对接有别于以往,不仅要实现高效精准对接,还要实现安全有序协作。接下来,银川经开区也将以最为全面严格的措施,在保障园区企业职工疫情期间健康安全的前提下,与时间赛跑,开足马力搞生产,抢回失去的一个月。(完)

随后,专车还将前往中卫、吴忠,甚至周边省份完成接人任务,被接回的职工均经过县一级的健康核查与出行轨迹追踪,并出具15天无外出证明,返银后无特殊情况可直接上岗,无需隔离。

随着互联网、物联网、语言智能的发展,人类开始拥有“信息空间”这样一个新空间。过去人们常把信息空间称为网络空间、虚拟空间,与之相对,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就是现实空间。数据对于信息空间来说十分重要,应当作为生产要素对待,作为生产资料管理,就如同农业社会之土地,工业社会之机器。而信息空间的数据多数都是语言数据,因此,信息空间的语言治理就异常重要。

香港《大公报》发表的社评说,这次事件挤破了香港教育问题的一个脓包,流出黄脓毒液,同时也为教育拨乱反正提供良机。文章直言,香港这股恶势力若不得到整治,教育问题只会层出不穷,没完没了。

同时,记者也了解到,首站接返务工人员的目的地选择固原,也是为了精准施策,助力贫困劳动力有序返岗就业,促进宁夏脱贫攻坚工作再上新台阶。

清末之时,有识之士提出中国正经历“未遇之大变局”;而今中国又在经历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当今这个大变局就包括中国走向世界,由国内一个大局发展为国内、国际两个大局。过去的国家语言规划基本上是国内语言规划,甚至只是“大陆语言规划”,连港澳台都较少涉及。当今世界是紧连一起的命运共同体,全球化进程中虽常常出现“逆全球化”现象,包括当前疫情中的国际情势,但“逆全球化”总归只是地区性的、领域性的、短时间的,不可能成为历史主流。

由此可见,强调“自下而上”路向,是因其时、因其势、因其利的。当然,“自下而上”的路向,我们也不是毫无经验。广泛征求意见、深入调查研究也是我们的长项,这就是“自下而上”的雏形。今天,需要把这种长项理论化、程式化、扩大化,更好地体现学术民主,促进语言治理。

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,语言文字信息化就被列入国家语言任务。信息空间的语言治理还是一个陌生但充满魅力的领域,如何治理需要积极探索,其治理任务应包括:制定合适的规范标准来实现语言资源的共建共享,让语言资源发挥最大作用;防止语言数据的污染、泄露、窃取及非法删除等;信息时代最大的不平等是“信息不平等”,防止一些人群被“信息边缘化”,保证公民和社会单位依法获取信息、利用信息的权利。现在,国家提出“新基建”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,“新基建”中应当尽多融入语言智慧,数字经济中应充分发挥语言产业的作用,语言产业多数都在数字经济中。总之,信息空间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带有很大未知性的空间,语言规划者要时时关注信息科学的发展,最忌用现实空间的语言管理思路机械套用到信息空间中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《经济蓝皮书夏季号:中国经济增长报告(2018-2019)》认为,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突破60%。城市建设离不开语言,需要关注语言在新老市民沟通、文化风韵保存、信息传递共享、智慧城市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,精心进行城市语言规划和城市语言治理。

针对连日来历史考试中出现的争议试题,星岛日报网刊登的一篇言论称,日本杀我千千万万同胞,为中国带来深重苦难,这段血泪史大家都不忍回忆。拟题团队不可能没有这个警觉,但题目照样出来,表明香港有一批人正在玩火,已公然通过高考挑战中国人的底线。文章直言,2020年的香港历史科试题必然会成为国际大笑话,考评局已令香港蒙羞。《星岛日报》的社论称,认识历史与国际问题的人都知道,不同的国家民族都有一些根本是非价值观,绝不可以侵犯,没有利弊讨论可言。这次的考题正是抵触了中华民族的“大是非”,无论从国家还是中国人角度,都不可以接受,难免令人怀疑其居心。

“自下而上”的治理路向

语言管理的路向是“自上而下”的,国家制定语言政策,基层贯彻执行。而“语言治理”则既有“自上而下”的路向,亦有“自下而上”的路向。“自下而上”的路向1992年由D.McLaughlin提出,认为每个人、每个家庭、每个社区都要主动制定相关语言规划。

吃完晚餐后园区企业安排专车将员工送回银川家中。于晶 摄

与城市化对应的是农村问题,快速的城市化最易引发农村的衰落,必须有守护农村的良策,防止农村的“荒漠化”。传统文化、包括即将成为历史的农牧文化,都以农村和乡村语言为基础保存着。戏曲、歌谣、传说、故事、谚语等,都是传统文化的储存器。以往的方言调查和近来的“语保工程”,对乡村语言保护起了一定作用,今后需将其与“乡村振兴战略”结合起来,全面对乡村语言进行规划,进行语言生态的调查保护,使之成为乡村文化的又一片“青山绿水”。

这一观点对中国异常重要:

其一,中国地域辽阔,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发展不平衡,语言国情复杂,只有“自上而下”的单路向,难以适应复杂的语言国情。

(作者:李宇明,系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。本文为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(2020)》序言)

而今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命运共通需要话语先通,只提语种能力已显得太表层化,还需提出话语能力建设的命题,以便把握各种话语权。国家的话语能力主要体现在行政、外事、军事安全、新闻舆论、科技教育、经济贸易等六大领域,关键能力在于设置话题,在于说话令人信服。话题设置本质上需要有思想,有独到见解,能够把握人类社会的进步规律、客观世界的运行规律、信息空间的发展规律,凝练出社会所关心、能够解决社会问题、引领社会进步的前沿话题。这需要对有关话题进行长期的内涵研究和表达研究,发展话语语言学和领域语言学。